维多利亚（Victoria）读四年级，在学校不用屏幕。班上的学生不拿学校配发的笔记本电脑做作业，而是动手装订书本。她的父亲、软件工程师赫尔曼·吉尔（German Gil）希望女儿有另一种上学体验：让“孩子做回孩子”。

吉尔2015年搬到旧金山湾区后，先后在奈飞（Netflix）、脸书和GitHub等公司工作。他和妻子把维多利亚送进旧金山华德福学校（San Francisco Waldorf school）。这是一所以自然游戏为核心的私立学校。父亲做科技，女儿在学校却几乎不碰屏幕，这个选择很能说明湾区一些家长正在想什么。

先看学校的位置。它坐落在旧金山富裕的太平洋高地（Pacific Heights），离人工智能公司安思睿（Anthropic）总部只有两英里。学费也不便宜：幼儿园一年4万美元，高中接近6万美元。这所学校的幼儿部申请人数显著增长，许多新家长就在科技行业工作。

问题是，不是每个家长都能选择这样的私立学校。湾区的山景城（Mountain View）、圣马特奥（San Mateo）等地，家长正组织起来，推动公立学区减少屏幕使用，而且已经取得进展。一些公立学校禁了手机，或缩减了电脑上的测试和作业；纽约、洛杉矶等大型学区也已推行减少科技产品使用的措施。

这种讨论到底有多热？美国儿童权益倡导组织公平游戏（Fairplay）的运动主管戴维·莫纳汉（David Monahan）说：“现在围绕这件事的讨论，比几年前热烈得多。”他关心的不只是学生每天在屏幕前待多久，还有学校给了什么信号。莫纳汉问：“如果学生每天盯着屏幕好几个小时，而且老师还认可，我们在学校培养的是什么习惯？”

一个数字给个尺度：2025年《纽约时报》的一项调查中，99%的受访教师说，学生收到了学校配发的设备；81%说，学校从幼儿园起就让学生接触屏幕。另一个数字是，美国有一半青少年每天使用屏幕至少四小时，这还不算学校作业。莫纳汉认为，课堂上的屏幕时间会进一步强化青少年过度使用屏幕的趋势。

家长的反应有时来自一件很小的事。圣马特奥作家吉莉安·科隆斯基（Jillian Kolonski）的五岁女儿，被要求带平板电脑回家做数学练习。科隆斯基当时很吃惊：“我当时想，什么？她还在上幼儿园呢！”

帕洛阿尔托（Palo Alto）的大学升学顾问坎迪斯·魏（Candice Wei）也有类似经历。她发现自己读幼儿园的儿子在课堂上使用屏幕几乎不受限制。她还指出，当地高中没有禁用YouTube和生成式人工智能。魏说：“YouTube没有被禁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也没有被禁用。这几乎是刑事疏忽。我在家里都不允许这些，为什么学校允许？”

说到这里，争议并不只是“用不用电脑”。有研究显示，学生用纸笔学习的内容，比在屏幕上学习的内容记得更牢。批评教育科技过度使用的人还认为，屏幕可能取代、至少削弱师生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对学生的情感学习很重要。

教育研究机构西部教育研究所（WestEd）的学习科学与技术高级总监伊冯娜·高（Yvonne Kao）说，人更愿意为了喜爱的老师或父母付出努力，而不是为了不会给予爱的电脑。她也提醒，美国各学区使用技术的情况差别很大：有些农村学区缺少人手，难以审核技术产品，或跟进采购方面的最佳做法。在她看来，身处科技环境的硅谷家长更熟悉技术的好处和局限，也更懂得拿捏使用分寸。

这种熟悉也进入了学区决策。圣马特奥联合高中学区去年组建工作组，研究人工智能在学校中的作用。志愿成员中，至少两人在大型科技公司工作，其中一人在谷歌的人工智能部门。学区董事会成员詹妮弗·雅各布森（Jennifer Jacobsen）说：“这些专业人士比一般社区成员更了解产品，也能看得更远，预见产品会走向哪里，以及它们可能对教育产生什么影响。”

话说回来，家长还在追问学校买了什么。科隆斯基呼吁学区审查那些与学校签下数百万美元合同的公司，要求它们拿出数据，说明产品究竟想改善哪些学习结果，以及是否真的做到了。她认为，不少教育科技公司的推销说法很吸引人，落到实际教学中却未必站得住脚。

私立学校可以更快调整方向。加州私立学校不受州和地方官僚体系约束，能更自由地限制科技使用，也有更多资金可投向教师而非应用程序。魏创办了家长倡导组织“超越屏幕的学校”（Schools Beyond Screens）的地方分会。她说，课堂屏幕时间是家长离开公立学校体系的常见原因；有家长参观公立学校时看到学生使用屏幕，转而选择私立学校。

公立学校这边也有了具体改变。在家长压力下，圣马特奥的公立学校已停止让幼儿园至二年级学生把平板电脑带回家，并对高中生全面禁用手机。